章玉贵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金融治理”前沿领域负责人。兼任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著有《求解不确定：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逻辑》等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日前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发布和落地，意味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了加速期。
金融是人类分工和交易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现代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则是表征一国金融发展成熟度的重要指标。
加快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迈进过程中必须完成的重大基础性工程，也是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能级提升的必修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金融强国实践中不断推进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创新，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根本指引。
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既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核心要义，也是提升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立足点。
金融实践探索和知识体系创新发展
回顾历史，无论是在古巴比伦、古希腊还是古代中国等都曾出现过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就中国来说，公元1023年（北宋天圣元年）在成都地区设立益州交子务，次年正式发行首批官交子，标志着最初由民间交易主体自发设计并投入使用的世界上第一张纸币，经由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成为当时的“法定”货币。这一举措凸显我国北宋时期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及随之而来的市场交易对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适配性需求。
而现代金融则伴随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而生，其显性标志是银行的诞生。其中1694年在伦敦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标志着现代银行体系的开端，这是英国乃至全球金融史上的划时代事件，是一场现代意义上的金融革命。英国经由这场金融革命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和金融体系。而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并确立了英国在现代经济学起源中的核心地位。
随着1894年英国工业总产值被美国超过，英国作为全球超级经济和金融大国的地位受到来自美国的系统性挑战。在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44个国家的代表见证了美国正式取代英国开始全面主导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其后，由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于1952年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开启了华尔街“第一次金融革命”，由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布莱克和迈伦·舒尔斯于1973年合作提出的期权产品定价理论，开启了华尔街的“第二次金融革命”，标志着美国开始主导现代金融学理论体系。
可见，英美两国作为现代金融史上两大金融强国，其崛起和发展本身就是金融实践探索和金融学知识体系创新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从根本上说，这与金融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且研究导向关注现实世界的学科属性密切相关。现代金融之所以被称为“国之重器”，不仅因为它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更在于其对一国科技、产出、创意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而基于全球分工的视角，现代金融的本质还是基于一国强大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和资本的资产定价权的有效整合，是衡量一国参与国际分工话语权的标尺。
金融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核心依靠力量
当今世界，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关键产业、先导产业、前沿技术、价值链高端、资本的资产定价权和全球资源配置力等核心领域控制权的争夺。金融作为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资源配置的“活水”与必不可少的驱动要素，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是一国迈向工业化和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核心依靠力量。
就美英等金融业高度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来看，强大的实体经济、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密布全球的贸易和安全保障体系是金融强国的基础性条件；全球性货币力量，强大的商业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和以金融家为代表的金融人才队伍，是金融强国的核心要素支撑。此外，深厚的金融文化底蕴、强大的国际传播力量以及对主要国际金融组织的主导，使其在全球金融市场和金融知识领域形成了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也对美英两国成为金融强国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深化金融领域改革，扩大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探索金融强国建设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我国银行业总资产位居全球第一，外汇储备规模长期稳居世界第一，建立了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人民币在跨境交易中被更广泛地使用，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人民币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迈向全面提升能级阶段。上述相关指标表明，我国已迈入世界主要金融大国之列，正在向金融强国目标迈进。
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只是一场术语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包括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以及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他同时强调，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一是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二是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三是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四是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五是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六是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建设金融强国提供了“顶层设计”。
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来源于中国金融实践，又服务于中国金融改革与金融高质量发展，其鲜明特质是自主化、知识化和体系化。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并未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家开具的药方，也没有简单复制西方的金融发展模式，而是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在借鉴和吸收全球金融史的有益发展经验、科学总结别国金融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金融发展道路。由此，打破了只有西方发达经济体才能建设强大金融体系的迷思，为加快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市场、金融交易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深度应用和快速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变迁的加速迭代，正在对金融学存量知识体系进行重构。在我看来，如果能够结合深入的调查研究，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金融结构改革、金融市场运行、金融国际化、金融监管中的复杂问题或共性问题进行具有突破意义的研究，提炼出能够解释中国金融现象、推动中国金融发展的标识性概念和凝聚基础学术思想的新术语，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金融学的话语体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金融哲学，那么我们就有望形成“一体两翼”的金融学框架。
所谓“一体两翼”的金融学框架，即以中国特色金融学术创新为“一体”，以现代金融学和传统金融哲学为“两翼”，通过打造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讲好中国金融故事，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学理支撑。由此，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将不仅是一场术语革命，更将通过金融强国实践萃取出具有规律性、普适性又具有解释力和创新力的科学理论体系，不断开拓广阔的实践空间。
以自主知识体系赋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历史经验来看，上海要如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有赖于高度发达的金融要素市场和健全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支撑，形成广受国际认可的金融要素集聚平台与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有赖于以推进人民币计价的全球资产配置中心与资本资产定价中心为突破口，实现由“在岸服务平台”向“全球金融枢纽”的转变；有赖于在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程中形成自主理论创新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
具体来看，要围绕强化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金融要素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金融产品体系，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稳步扩大金融领域高水平开放，持续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措施，健全跨境金融风险监测体系，强化离岸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持续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优化升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功能，积极提升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功能和风险管理能力。
实现上述目标，既是重大理论命题，也是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
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金融人才为例。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发展经验来看，金融人才尤其是战略型金融人才的存量水平和创新活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能级与综合吸引力。历史上，上海作为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曾涌现出一批杰出、干练的本土银行家。近年来，上海加快金融人才高地建设，汇聚了大批国内外金融精英。截至2025年底，上海金融业从业人员超过55万人，高级金融人才1350人，金融从业人员持有雇主认可的国际国内资格认证，如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注册会计师（CPA）、注册金融策划师（CFP）、金融风险管理师（FRM）、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等证书6万张左右。但与纽约和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在金融人才规模与层级方面尚有不小差距。在金融人才培养方面，也亟待探索立足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本土特色的培养模式。
再比如，在日前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发布。该方案的发布标志着上海离岸金融建设从单一的账户便利化向搭建完整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体系转变，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向制度型开放跃升的重大举措。就操作层面而言，在境外人民币资产存量增大的背景下，上海建设离岸人民币市场的重要功能，是为人民币资产的国际持有者增加有效的回流通道。为此，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尽快构建一套既能高水平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又能引领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制度体系。同时，适时在上海离岸市场推出国际化的交易品种，提供与伦敦等市场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金融投资工具，让国际金融机构能够通过机制设计和政策落地分享人民币国际化红利，以更大程度吸引上述机构在上海离岸市场投资人民币资产，促进境外市场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偏好。这些看似属于实操层面，但背后离不开理论创新。从以往经验看，西方主流金融学或许能够解释中国金融领域的一般现象，但涉及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机理和金融改革探索的重大问题，西方理论往往力不从心，甚至完全失灵。
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既是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支撑，也是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力和对外释放高水平开放红利的核心枢纽平台。只有加快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建立起具有中国范式特征的理论框架、政策框架、相应的学科体系和人才队伍体系，才能不断完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要素支撑体系，持续提升“上海价格”的国际影响力，早日形成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定价权，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充分发挥上海在金融市场服务尤其是资本市场价值发现方面的综合能力优势，更好服务于国家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